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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88章（第1页）

就在他们在武大的校园内漫步的时候，侧面不远处的一个青年男子冷笑了一声，他向着杨永太一行接近过来，护卫正想让他避开一些，此人已经掏出手枪，快步跑上前，朝着杨永太连开数枪，杨永太当场倒地！

所有人都惊呆了，杨永太不是军官，身边的护卫本来就少，而且也不精良，同样都呆住了，看到那个人向外跑，他们才急忙开枪射击，可是拙劣的射术下，根本没有留下那个人。

杨永太还没有断气，他以为是CC系或者党内的政敌下的手，奄奄一息地对着左右侍卫说:“吾早知必有今日，身已许国，为国而死，夫复何恨？所可惜者，有志未逮，国祸方长耳。”说完才咽了气。

杨永太遇刺！消息立即轰动了武汉，并且快速地向全国传播开去，而就在次日，全国发行量最大的上海《申报》和《新闻报》都接到了王亚樵的通电，是他们“铁血锄奸团”下的手，因为杨永太是蒋介石政府，密谋投降日本倭寇的策划者和执行者，此等汉奸，不杀不足以慰人民。

这个消息更加轰动全国，那个“暗杀大王”、“中国第一杀手”、“远东第一杀手”又一次出手了，又是此等震撼全国的行动！

这个时候伤势还没有完全好的王亚樵，已经带着部下，在奔赴贵州的道路上。他行动已无碍，就不愿意再继续养伤。反正他一向体格健壮，也认为自己承受得起。而且在广西呆久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戴立的特务，又会再次暗杀自己，不会每一次都有好运气的。

平生壮志三更梦，万里西风一雁哀。两个人的一伤一死，正是这个巨变中民国新历史的其中一页。

第143章文化人的彷徨

“钟声敛住又敲散一街的荒凉，听那圆的一颗颗声响直沉下时间静寂的咽喉……”

林徽因喃喃自语，轻声地念着自己的一首小诗，出神地望着书屋外的夜色。良久，她才叹了一口气，继续书写一封给友人的信：

“对我来说，三月是一个多事的月份……我的一个小姑（燕京学生示威领袖）面临被捕，我只好用各种巧妙的方法，把她藏起来和送她去远方……”

伤感、愤怒和对未来的彷徨，充斥着她此时的思绪。日军现在相当于三面合围了北平，让这个城市充满了不安，此前苟且的生活似乎很难持续下去了。

最近的一切都让她感到愤怒。就在今天，这位以撰写浪漫主义诗歌著称的才女，接到了一封约稿信，是一家日本人主办的中文报纸的文艺副刊，刊她拒绝写稿。在得知有50个中国人在这家报馆供职时，她异常愤怒：“难道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些什么?”她的丈夫梁思诚则把那份报纸直接扔进了火炉。”

她的心在发痛，那50个中国人，在民国都算得上是知识分子，可是他们居然在国难当头的时候，为侵略者张目，毫无廉耻，书都读到哪里去了？一点气节都没有。

这几年她的“太太的客厅”被称为北平文化界的一道风景线，被称为当代中国文学史的经典记忆。很多文人称许这里汇聚着中国“最优秀”的知识分子，构成了一个独特的社交网络。从金岳林到沈崇文再到萧前，无论是谁，只要他们被这个象征着当时北平知识界顶峰的“客厅”所接纳，就可以融入北平“知识贵族”的公共空间。

毫不夸张地讲，“太太的客厅”就是民国文人眼中的“鲤鱼跳龙门”的龙门，是一种最有效的身份认证。

然而一切都被雨打风吹去，二三十年代北平畸形的“文化黄金时代”，在侵略者的铁蹄下，显得那么的脆弱。“知识贵族”们的高谈阔论与奔走呼吁，这些“批判的武器”，在日寇“武器的批判”面前，显得如此的不堪一击，就像是精致的瓷器，只能供奉于高堂，在风暴来袭的时候，轻而易举地就摔碎了，破裂了。

这几年北平的文人们，在日寇的步步进逼下，不安的他们，曾经设想了“北平文化城”这样的不设防城市，想用北平的灿烂文化遗产，来阻挡日寇的侵略，以为不设防，有文化遗产，日军就不敢大动干戈，可以像欧洲瑞士那样避免兵戈，何其天真而愚蠢！

1932年，国民政府开始对故宫文物南迁。然而意见并非统一，而且分歧很大，北平之外的人，多主张大转移，而北平内部的文人，多数反对。

主张迁移的人道理很明确，国土散失可以有日收复，如果文物被毁于战争，那将是千古罪事，不可再生，这些都是中国古文明的结晶，将无颜面对后代的子子孙孙。当年的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，就是个惨痛的前车之鉴。古文物如果遭到焚毁或者被劫掠，都是不可挽回的巨大悲剧。

北平内部的多数人却认为，北平正人心惶惶，运走这么一大批文物无疑是向老百姓宣告，国民政府即将弃北平以至整个华北，对稳定民心、共同御敌，都，很不利。国土都不保了，难道还要急于去力保这些文物吗？人民、领土、文物哪个重要哪个次要？逻辑很通透，然而实力才决定一切。

北平的各阶层及至普通市民，大多反对“南迁”，他们怕失去政府，从而失去家园，于是这些人召开集会，上街游行。他们以为文物在北平，就可以保证这座城市的安全。

文物还是被迁走了，一阵人心惶惶之后，1933年底，时任北平市长袁亮，主持制订了自1935年1月至1937年12月的“市政三年建设计划”，希望通过修建道路、疏浚河道、修复古建筑、改善公共娱乐场所等措施，发展北平的旅游业。

这一时期，城里的皇家园林已次第开辟成公园，郊区的长城、明陵、汤山温泉等旅游资源也渐渐开发出来。为了更好地服务游客，旅行社这个新兴的行业初见端倪。西方游客不断涌入，他们好奇地来观瞻这个落后大国的千年古都，猎奇与优越的生活，对他们构成了很大的吸引力，一时之间，北平似乎又有了活力。北平的文人们又开始活跃了起来，美好的生活似乎还能够继续。

由于1935年《何梅协定》的签订，国民政府基本上已丧失了包括北平在内的华北地区的治权，日本军队和特务，已经开始在北平城内公开活动，然而这座古老的城市，却仍旧沉醉在歌舞升平的“和平”之中。

这个时候“有成就”的文人，在北平的生活是极为舒适的，这里可没有李思华前世那种，对北京国企商业恶劣服务态度的记忆，这个时代的服务，极致到位，因为对于底层人民来说，每份工作都宝贵至极，丢了饭碗，就要全家挨饿。

三十年代北平作为首都时代的富贵荣华，已烟消云散。这导致过剩的建筑、设施、用品、行业、人员、劳动力，不知有多少。因而全市成为一个彻底的买方市场，不论是衣、食、住、行，吃喝玩乐，都供过于求，商店店员们以及所有服务性行业从业的人员态度之好，无以复加。“有为”的文人作为一个中等偏高收入的市民，生活在这个社会里，确实令人处处满意。

所以他们当然“眷恋”这个时代，“眷恋”这个城市，“一草一木总关情”。

一个大学的教授，每月360元，庚款支付的教授则能达到450元。有的教授兼了许多职，每月收入可以上千大洋。然而当时的物价呢？小馆吃一顿花上几毛，有时上1块的，便可以算是大餐。有些小馆不讲几块几毛讲几吊，那就更便宜。一套柚木书桌柚木床，只要十来块钱，藤椅子只卖2元一把。

这些读书人的收入，足够他们每个月逍遥地吃馆子、逛书摊、听戏、上公园。鱼翅席12元一桌，若酒喝得较多，加小费吃下来将近20元。鱼唇席10元一桌，海参席8元一桌，最有名的谭家菜，不过40元一桌。

有的文人，看得到底层人民的困苦，例如老舍，但又能如何呢？大多数文人，还是享受着这个年代民国难得的“悠闲”。他们批评着市民的“放纵与苟且”，其实自己也是其中的一份子。

有的人能够意识到，这样的北平，不过是沙堆上的城堡，风暴来临前海上的旧船。然而得过且过，有几个人能放弃自己悠闲的生活呢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