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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9章（第2页）

林业在战略上还有一个重要的用途，就是转移农村人口。海南现有2万多平方公里的山区森林，除去少数难以管控的原始森林，我们假设通过农场的发展，最终能够管控1。6万平方公里的山林，也就是2400万亩。让每100亩承载一个4口之家，这意味着农场可以通过24万户林民，实现对1。6万平方公里的森林的有序管理和经济开发。24万户就是96万人，几乎相当于现在海南人口的40%。

我们知道，现在海南有40多万的黎、苗人口，他们本身在上述山区。再通过转移的40多万汉人，将先进的森林综合管控和开发应用系统形成，总体近百万人组织起来，不仅可以实现大农业领域的大发展，让大量人民走向共同富裕。而且上述的森林体系，本身就意味着我们根据地的稳固，整个山区将成为我们具有经济支撑的大后方。

大量人口被农场吸纳到山区，农耕区域的人口减少，而本身城市的发展，也会不断吸纳农民人口。这意味着，未来我们谈的可能就不是“3亩地”，而是5亩或者6亩地。而每户农民土地生产资料的扩大，意味着他们的生活水平提高，有了更多的机会。

所有这些对革命整体又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我们可利用革命的物质和经济资源的扩大，对革命当然是极有帮助的。

其它还有渔业和牧业。渔业对于海南也极其重要，因为海南是个海岛，也有大量的渔民。我们要依托渔民，以前在淇澳岛，我们引进了具有一定远海捕捞能力的汽轮机捕捞船，组织将为海南引进一些捕捞船，与普通渔船相配合，发展壮大渔业。鱼肉，当然也是重要的肉食来源。李思华心里觉得可惜，以当时的技术条件，还无法发展沿海渔业养殖。

牧业，其实已经蕴含在上述的各个板块中。主要是养猪养羊养鸡养鸭，根据各地的条件，分别推广，重点是山林区域。

农地、农业之后，李思华继续讲述第三个方面即农村。

从上述农地和农业的表述中，我们已经可以窥见农村问题的解决模式。当然不只是打倒地主土豪，这只是开始新模式的基础。

按照我们对农业的规划，显然我们解决农村问题将有两种形态。

第一种自然是依据农场。农场本身就是一级基层组织，不但要有经济组织来实施建设和发展，而且要有完善的基层党组织，在党组织管理下，必须有半军事化的民兵组织，根据农场的人口规模，从民兵连、民兵营一直到民兵团、民兵师不等。这就是我们军事组织系统化的底层基础，也是我们优秀兵源的源泉。所以经营管理团队、党组织团队、民兵团队，是农场必备的三大组织体系，各司其职，互相协调。

第二种是常规的农耕区，我们将建立村、乡、镇、市的四级政府行政体系和党组织体系。最基层的组织是村，村组织直接对接各个合作社和承包自耕农，村组织还是实现本地化的多样化多元化经营的组织团队，除了种地，我们至少要做到“一村一品”，除了粮食生产外，至少发展一种有经济价值、能够让农民增收的其它产品，不管是经济作物，养殖牲畜，乃至手工品甚至是初级工业的加工品。其实按照多元化的原则，我们应该实现更高的要求，例如“一村五品”甚至“一村十品”。

乡和镇两级的功能就比较复杂。但发掘本地区的农业优势，整合生产资源，扶持农民农村，实现根据市场需求发展优势品种，组织规模化生产，或者是实现本地区的全产业多元化多样化。在这方面的职责，是其农业方向不可推卸的首要责任。

各级党组织和政府要记住，我们扶持农民无产阶级，实现他们向共同富裕的有产阶级跃迁，基础的目标就是三个字：“地”、“家”和“业”。

地是根本，有地才能有基础生存的条件。

家是稳定，我们不能让农民一直住草房和窝棚，需要通过发展逐渐富裕，协助他们建设美丽乡村家园。我们中华有几千年民居的建筑经验，我希望我们农民未来的家园，能应用这些历史的文化传承，是有文化传承的民居，而不是破陋不堪、勉强生存的贫民窟。

业是就业，是家业。农民除了种地，还有别的收入途径，如此才能通过发展而不断富裕。

同志们，如果我们做到了上述地、家和业这三个字，你们想想，农民会支持我们的革命到何等程度？有了这样的人民支持，我们就会战无不胜攻无不克，一定能取得革命的胜利！

会场的同志们都激动地站了起来，掌声响彻全场。这就是革命的新方向，我们建设和工作的方向！

挥手示意，等待同志们情绪稳定，重新坐了下来。李思华继续阐述。

顺便说几句其它的，我们需要理解党和政府的关系。我知道，现在几乎所有的同志，都把党和政府是混为一谈的，觉得党就是政府，政府就是党。在当前革命的特殊时期，这么理解也没错。但从根本的定位和长期来说，这样理解是错误的。

李思华的这段话让所有干部们几乎都大吃一惊，党和政府还有区别？他们静静地听着李思华的解析。

我党代表的是谁？是穷人、是工农联盟，即工人无产阶级和农民无产阶级。党是为穷人说话的，代表他们的根本利益。政府代表的谁？是“共和制度”下所有合法阶层的妥协利益，我们全中国现在人口大约已经接近4亿人，其中90%以上当然都是工人和农民无产阶级，但也有不到10%，大概三千多万的其它阶级人员，这也是极为庞大的一个数字。

这里面有一部分反动派，本身就是我们革命的主要对象，但不可能三千多万人都是我们的敌人，他们中的很多人，也会成为未来革命政府的合法公民，为国家和民族做出贡献。那他们的利益要不要保护？

所以政府是全民的政府，对于内部的利益冲突，它必须协调和妥协，所谓“共和”，本来就是不同利益团体之间，共同协商并妥协的意思。但党组织，则始终代表占人口大多数的底层人民的利益，永远不会代表全民，它只是个“多数人党”，而不是“全民党”。

这下子会场的同志们都听懂了，显然这一理论，对他们的思想冲击很大，会场内有些嗡嗡的小声说话。李思华没有去管他们的议论，继续稳稳地阐述。

所以从长期来看，代表底层人民利益的党，与代表全民的政府，彼此之间是不可能完全一致的，尤其是政府，必然要吸纳一些其它阶层的人士。这会最终形成一种二元体制，党对政府的监督，政府代表其它阶层与党代表的底层利益之间的博弈。但这未必是坏事，绝对的权力会导致绝对的腐败，一个组织受到外界的一定监督和一定制约，这种压力本身，也是促进组织发展和完善的动力。但也需要注意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党组织的部分同志被腐蚀的危险。

这种理论，对于刘武明和冯百驹这样的“老”同志来说，心里的冲击就更大了，他们沉吟不语，默默地思考着。

第33章城市运营与地理布局

上午李思华的讲话结束后，下午同志们进行了分组的讨论。李思华参加了几个小组中的部分讨论，针对同志们的疑问补充了一些说明。显然，一石激起千层浪，李思华方案的内容大大出乎了同志们此前的预料。

李思华安排与农业农村工作有关的政府筹备人员，必须在方案逻辑的基础上，下基层调查研究，再出台政策，宁可缓而密，不可急而疏。

当然，先“分田”是必须的，用以短期激发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。但也要说清楚一些关键原则，例如土地国有，农民永续承包（签署农民可选择承包或合作社等其它形式的30年合同），基本收成（3亩600斤及以下）不交公粮，而只在超额部分中征收等，合作社的政策只能先吹风。

属于军属的优惠，另行制定专门的政策。

第二天的会议，重点集中到了城市如何运营及布局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