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思华首先阐述了对于城市的功能定位。
她说,城市者,城为聚集,市为市场,城市就是人们聚集,以交易资源和产品的市场,这是城市最初的功能,所以最初的自然形成的城市,往往是从交易集市开始的,当然也有封建王朝直接筑城,而后才在城中,发展商业交易的,这把过程倒了过来。
随着社会的发展,城市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功能,除了商业交易和物资集散外,还包括居住、教育、工坊、军事节点等,以及为了服务城市的居住人群而发展起来的服务业,例如餐饮、娱乐等其它功能。
到了西方工业革命后,城市开始与工业关系密切,兴盛的城市往往是工业最发达的城市。现代文明,往往以城市为代表,而乡村,有的时候成为了落后的代名词。
我们不能不发展城市,因为国力取决于大工业,而大工业是一个体系,必然需要比较紧密的将实现工业功能的工厂聚合在一起。
举个例子,当下西方列强制造的汽车,需要由几千个零件构成,这样就往往需要几十家甚至上百家厂,在一个交通比较短距离的区域内聚合,如果制造零件的工厂分布得非常远,那就意味着,将因为在路途上耗费太多,导致成本上升和时间很长,整体制造的效率就会降低。对于西方资本家,这意味着缺乏竞争力;而对于我们,也意味着资源耗费的增加。
顺着这个例子推演,仅仅一个汽车工业,可能就会在一个城市聚集大量的人群,而其它人群,例如提供消费服务的,也会聚合过来。所以发展一种工业,就会导致城市人口的相应增加。
很多种工业如果都聚合在一起,由于很多制造的部分,例如零件和同样的原材料,都可以方便的聚集,例如技术人员也都可以在这个城市里找到,从而技术创新存在可行性。这就形成城市发展工业的种种便利,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。
有的同志可能会问,就没有可能将工业布置在乡村吗?答案是有可能,但都属于特殊情况。
第一种特殊情况,在战争期间,我们可以强行将大工业的一部分,部署在隐秘的乡间,因为这种时候,是不计成本的。但在和平时期,由于交通条件不好,由于配套不够完善,由于其它服务不够,这样的工业区就会形成成本高、制造周期长、缺乏人才、缺乏服务从而缺乏吸引力等一系列问题。说得简单点,就是不划算。
第二种特殊情况,是为了配套当地的大农业,而发展的配套工业,这一类的工厂,是能够在乡村活下去的,也应该是我们建设工业的一个部分。
例如为当地和周边生产日用品的工厂,例如加工当地特色产品的工厂,像我们昨天提到的罐头厂、竹编厂、积肥厂等,以及一些需求工业技术相对高一些的工厂,例如造纸厂,利用当地资源的纺织厂等。所有这一类的工厂,一般规模比较小,以满足区域市场为主。
所以我们可以发现,诸如军工、汽车、飞机、火车、造船这一类的大工业,除了战争的极端情况下,很难由乡村来承载,即使承载,那乡村也就变成城市了,这一类工业本身,就需要城市量级的人口来完成。
所以我们必须发展以工业为基础的现代城市,这是我国建设大工业体系的必然道路。注意我没有说“工业化”而是说大工业体系,是因为我国需要的不仅仅是工业化,作为全世界人口最多的一个大国,我们必然是“全产业化”,工业是最重要,但也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。
城市具备上述的优点,但城市也有非常大的弱点。对于我国来说,在军事上长期落后于西方列强,是不争的事实。而帝国主义今天的战争,已经逐渐是海陆空三军整体的较量。城市作为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工业节点,在大的战争中,必然成为被袭击的主要对象之一。因为打击了一个城市,就可能消灭掉敌方重要的一部分军工,以及其它工业力量。
在当代,攻击城市时,无论是用大炮还是逐渐成熟中的空中轰炸,或者对临海的城市,用海军进行炮击,都可能对城市产生极大的破坏,建设城市的资源可能需要累积几十年,但破坏它却可能仅需要一天,这是城市的安全困境。
同志们完全可以想到,我们海南根据地就面临这样的困境。广东的粤军他们就有空军,可以来轰炸我们;国民党的海军虽然不强,但总有点舰艇,可以通过海上炮击我们的城市。更不要说如果是西方帝国主义来侵略我们,那么城市被严重破坏的可能性会很高。
当然,我们可以先发制人,可以对攻回击,长期来说还可以发展自己的空军来保护城市,然而不能只考虑进攻,而不考虑防御,我们太多的坛坛罐罐在城市里。我们如何让城市在这样的攻击下,能够保证损失最小呢?
李思华说的这种困境,在她的前世,是极为明显的,城市建筑、人口和产业高度密集,符合经济集约化、集成化的经济性原则,而且最重要的城市大多数在沿海,军事上的第一线。这种布局,客观上助力了经济的发展,也确实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。
但这种自然布局,几乎是完全牺牲了安全性,尤其在大国的原子弹饱和攻击下,生存的能力很有限。即使不谈原子弹,如果地方具备空中优势,那危险性也是极大。
所以只能是原子弹之间的相互威慑,依靠的是“世界大战几十年打不起来”的战略判断,但改变不了的是,这就是军事上巨大的战略缺陷。
在她穿越前,其实世界局势已经有比较明显的向无序化发展的趋势,未来的世界大战真的能避免?在那个时代充满这种和平信心的人,也变得越来越少,未来是不可测的,这种不可更改的战略缺陷,将始终是悬在中国人头上的剑。
来到这个时代,她觉得,应该提前对此有所调整,不能让城市的发展,依托于完全的“自然规律”去生长,从而重现前世的战略缺陷。也许不能完全改变,但如果能让这种威胁性下降,也是很不错的结果。
所以李思华阐述了她设想的城市发展路径。
我们不可能去完全改变城市作为经济聚合体的各种功能,我们能做的,是尽量改变城市的地理布局。
假设一下,一个城市,本来按照自然的发展,它会变成一个100平方公里的城区完全体,按照圆形这样的理想情况下,直径不超过16公里,就像一个大圆饼。
如果我们简单粗暴地按照1:5的比例,将这个城市进行分区和扩展,即100平方公里的城区,分区和扩展到其它400平方公里的植物生态中。
城区变成了多个,每个城区之间,是森林、蔬菜地、大片的走道树、公园、分配给城市居民的郊区耕地等植物体系,这样的城市总体,就变成了500平方公里。城区和城区之间,我们会发展掩盖在大片绿植之间的公路和轨道交通,例如通过轨道电车,来联通各个城区。
这肯定不是经济上的最优选择,如果还是一个大圆饼的话,现在直径变成了接近36平方公里,交通距离需要翻倍还多,物流运输成本上升了;即使让所有单位涉及的员工,尽量居住在一个片区内,但城区与城区之间的工作通勤时间变长了。也就是说,成本和时间耗费有一定的上升。但是,这种成本和时间的效率降低,是否是可以承受的代价?
李思华自己认为是可以承受的,尤其社会发展到了她穿越前时代的时候。主要的会议、商务洽谈等等,都是可以通过网络和手机来完成。城市内部的物流,从直径16公里到36公里,真正影响的是单辆物流车每天的送货量的下降,因为要花更多的时间,但同时可以增加物流的车辆,让这个行业变得更具规模,并不只是完全的负面影响。
至于对耕地的更多占用,影响效果是有限的,按照1平方公里1万人的城区面积需求,她前世14亿人,城区面积14万平方公里,放大5倍,就是70万平方公里。所以对耕地影响肯定有,但相对于96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,仍然是可承受的。尤其是城市发展的方向未必一定要替代耕地,可以尽量使用其它土地。而且多使用的几十万平方公里,其实有大量的都是蔬菜地,甚至可以直接种植粮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