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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40章（第3页）

史政福有点茫然，他没有听说过这个名词，难道是他离开美国后新发展出来的理论？李思华继续说：

“所谓BSA，就是基础性战略资产。哪些资产是基础性的战略资产呢？其实是从实物角度的扩张。”

“例如未来我们的土地是国有化，可能会有几十亿亩的耕地，会建设成为高标准农田；例如我们会建设全国性的铁路、轨道和公路交通网络，这是无比巨大的工程和资产积累；例如我们还会建设全国性的输电网络和发电体系，这同样是超级工程和巨量资产积累。我们还会建立先进的战略科技产业，例如电子通讯、电机动力等战略性产业。所有这些，就构成了基础性的战略资产，国家的主要资源投入，都集中在了这些战略资产上。”

“所以我们的货币，既然对应的是社会的财富，既然长时期的经济增长，取决于技术与制度条件下的生产性资产的积累，那么这些战略资产，自然应该反应最主要的货币比例。”

“我们设想一个例子。按照西方的货币体系，如果我们建设了一个耗资十万亿元的铁路网络，那么正常的体系是，铁路公司可能自有资本两万亿元，然后向商业银行借入了八万亿元，每年经营的利润所得，逐步偿还商业银行的借贷本息。”

“但是如果我们以BSA为货币之锚，那就变成了，央行以发行货币八万亿元，例如组成一个铁路长期投资基金，入股了铁路公司。铁路公司再无需向商业银行申请八万亿元贷款，商业银行自然也就无需再向央行获取这笔货币，所以社会货币总量是不变的。”

“但是这个过程中，央行获得了长期稳定的优质资产，其实就是这八万亿元优质资产，被作为了发行货币的锚，而铁路公司则从债权变为股权，负债大幅减少，利润增加，经营的压力减轻，有利于更好更快的发展。”

“在这个过程中，只有商业银行受损。其实也不一定，他们有的是其它项目，而且类似铁路这样的项目，回报周期太长，本来就不一定喜欢。”

史政福的眼睛亮了起来，这是他以往未曾想到过的新天地。

李思华这时候问了他一个问题：

“如果不用这样的货币之锚。在无锚的情况下，强行发行信用货币，那最后我们发行货币的依据会变成什么？”

史政福思考了一阵，回答说：

“应该会是外汇占款和商业银行借款。即我们收入了多少外汇，例如有了一笔美元，就在国内按照即时汇率，发行一笔人民币；或者商业银行因为业务发展，需要向央行借入一笔资金，那央行就对应发行一笔人民币。”

李思华点点头，她的前世就是这样。2019年外汇占款发行的人民币占了58%，而对商业银行应收的债权发行的人民币占了30%，两者合计88%。

她说：“如果是这样，那就很清楚，结果是人民币就会变成一种次级货币，即全球储备货币的附庸货币，因为你本身发行货币的大多数数量，是基于你拥有的全球储备货币的数量。在和平时期可能还能忍受，一旦国际关系紧张，这自然有着巨大的危险。我们货币的发展，要避免这样的危险，以BSA为锚，就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可能途径。”

“当然，现在这只是我的初步设想。还请史先生带领人民银行的同志们，对于货币之锚进行更细致更广泛的研究，以确定我们的最终定位。”

除了对于货币之锚的讨论，她和史政福还讨论了另一个重要的问题，即人民币的跨境支付系统。后世美国用来巩固美元霸权的SWIFT即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，是1973年才成立的。李、史现在讨论的，自然不是那种类似SWIFT的体系，当下即使是美国，也还没有这个实力，现在就来建立这样的全球货币跨境体系。

他们讨论的是将内部外汇交易扎口起来，即所有出口，即外界商人使用外汇，来购买根据地产品的，应该通过这个系统，先用外汇买入根据地的人民币，然后再用人民币采购物资和产品。而进口的过程则倒过来，先用人民币购买外汇，然后再用外汇支付采购金额。其实就是后世外汇管理局的功能，先将货币的口子统一到一个关口，而不是让民间各自为政，以免货币交易混乱。

通过一个跨境支付系统，使得海南的3家指定银行，成为进出口交易唯三的货币通道，而所有出口获得的外汇，进入3家银行，就被汇兑成人民币支付给出口企业。直到需要进口的时候，再申请使用外汇。在现在的条件下，这种外汇管制，是非常必要的。

谈完正事，李思华与史政福的谈话扯开了去，他们现在谈论的，是彼此都熟悉的美国货币体系。

史政福说：“美国的货币体系与其它西方列强其实不太一样。它作为私人银行的特征更显著。例如英国作为央行的英格兰银行，它也是最早私人出资的，但现在基本上完全是国家做主，私人只剩下了名义。但美国就不一样了，政府其实是向完全的私人银行美联储借贷，用借来的钱运营国家。”

“其它大陆法系的西方列强，例如法国和德国，中央银行都是毫无疑问的国家资本、国家运营。像美国这样的，很少见。”

李思华点点头，她知道英国的英格兰银行，会在1946被完全收为国有。此后，大国中就只有美国，保持这美联储这个私人银行，作为国家的央行。她说道：

“这是由美国建国的历史所决定的，当初他们英国属地的十三个州联合造反，背后支持他们的，就是在美国形成的金融资本家。所以美国的建国，本身是资本主义革命不彻底的产物，天生的资本大、政府小，从一开始政府就依赖于金融资本。”

她补充了一句“据我所知，南北战争后美国总统林肯，就很可能是死于金融资本家的刺杀。因为他犯了一个大忌，他试图完全发行基于政府信用的所谓绿票美元，不再向美联储借贷资产发行美元。”

史政福没有怀疑李思华的“传言”，因为他知道她在美国，有很多上层关系，他追问李思华还知不知道其它细节。

李思华告诉他，在南北战争爆发的时候，林肯去向摩根借贷军费，结果摩根向林肯开出了超过30%的高息要求，把林肯吓得要死，林肯对于金融资本家深感失望。后来他为了筹集军费，由政府自行以政府信用，发行了被叫做“绿票”的军票，引起了摩根代表的美国资本家与林肯政府的剧烈争吵。后来双方基于北方资本的共同利益，在共同对抗南方叛乱的基础上，勉强达成了暂时妥协，规定了绿票的总发行量。

但是战后，林肯进一步想改革美元，让它完全基于政府信用，而让美联储见鬼去，经过这场战争，他对于金融资本的警惕达到了高峰，完全不信任。但是这当然不会为金融资本家们所允许，这简直是要砸了他们的饭碗。所以最后林肯被刺，虽然原因被传得各种各样，但李思华自己还是有点相信这个解释。

史政福一听就懂，他瞬间就有点相信这个解释，作为金融专业的学者，他对于金融背后的暴力是非常了解的。

李思华最后总结说：“我们的货币，要倾向于实业资本，而不是美国那样的金融资本。就算是资本家阶层，实业资本家也往往比较爱国，因为他们的产业根基，就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，他们与国家的命运关联紧密。但是金融资本家，是具备天生的反动性的，因为他们的资本是长脚的，随时可以从自己的国家开溜。说得粗俗点，这就是屁股所坐的位置不同，而屁股决定脑袋。”

史政福点头同意，对于美国和民国那些金融资本的德性，他也很清楚。